材料：

这一过程也可以描述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包括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发展状况。为什么当时曾有理论批评的空前繁荣?为什么有如火如荼的先锋文学运动?为什么又有了理论制造创作的说法?这便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相当典型的两极书写过度按迪萨纳亚克的阐释，过度书写导致同时也加剧了语言-符号崇拜现象，这种现象到了后现代主义那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利斯·米勒就说：“不存在先于语言的在世界和时间中生存的经验’之类的东西。我们的一切“‘经验’都被语言渗得透之又透。”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我们从来不可能抵近或到达一个没有经过中介的现实。在我们与我们对不用言词而占有意义的向往之间存在着无法改变的.不可通越的问隐.裂缝和断裂。结合永远被延迟了，一种无可挽回的延异存在于我们和其他一切之间”。经过后现代主义阶段，“由识字促成的客观性和无根性现在变成完全的隔断和不在场”。这样的描述与中国曾经流行的理论是多么的相似。在中国新时期文学，这一理论最简洁的表达就是“语言即现实”，“语言即本体”，它从素绪尔有关所指与能指关系的理论出发，尽可能地夸大能指的地位，将文学描述为-种在能指层面自由滑行的符号活动。文学成了断线的风筝，它脱离了大地，在无限的天空任意飞翔。于是，专注于形式，专注于创作者对语言的感受，营构- -座座语言的迷富，写作成了个人的不及物的游戏，技术的探索，演进与积累被解释成文学发展的决定因素。而文学与艺术本不应该是这样的。迪萨纳亚克指出，艺术要比识字历史久远得多，“艺术是表达.表现和强化一个群体最深层信仰和关切的仪式庆典的永恒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群体意义的载体和群体一心一意的激励者，与仪式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是群体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在传统社会中，为‘生活的艺术’而非为艺术的艺术才是通则”。“艺术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的和必需的行为，就像其他普通又普通的人类职业和使人专注的事情，如交谈、工作、锻炼、游戏、社会化、学习、爱与关心一样，应该在每个人身上得到认识鼓励和发展。”我们现行的文学体制.理论体系，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们对此难道不应该反思?“过度书写” 提醒我们警惕被我们拼命维护的文学形态对文学的伤害。已经说不清有多少年了，人们一直在这样的形态下表达文学的审美经验，有许多抽象出来的标准和要求，用以评判、区别文学与非文学，来决定怎样的书写者是作家，而其他就不是.包括文体、修辞、表现方法、语言风格等，都被整合进相对固定的方式将丰富多彩的经验世界格式化，通过长期的反复的教育来训练人的感觉，通过文学史指定的作品将人的阅读圈在其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学专制主义。在这方面，文学理论与批评负有相当大的责任。正如迪萨纳亚克所论述的那样，“当书写和理论创造了 艺术这个概念用艺术这个标签来为所赏识的候选者命名并以此构成艺术时.那些书写和理论化的人本身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些概念和标签，好像概念和标签是重要的界定特点，是艺术的本质”.如果明白这些，再跳出圈外去看看民间与基层的文学现实，就不会再死抱着那些概念和标准不放了。

行文到此，我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客观地描述地方与无名或隐名状态中蓬勃的文学生态，二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文学生态长期被忽视的原因略作分析。毫无疑问，我对地方与无名或隐名状态的文学存在是抱有同情态度的。但这并不意味它们没有问题，也不意味它们无需反思。实际上，在这方面确实需要警惕民粹主义与反智倾向。也就是这些年的调查和观察，我以为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存在着不少令人忧虑的状况。

当我们为海量的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所欣喜时又不得不承认它们在思想质量上的差强人意。我不是在所谓文学质量上来衡量他们的写作，而首先是在价值层面上表达我的遗憾。价值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关系到主客体方方面面许多要素。因为社会在变，人在变，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在变，所以价值也在变。特别是社会发展迅速的时期，价值的变化也更为剧烈。如今的情形是，不管是从社会还是从个体来说，物质价值的创造与拥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压倒了精神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占据了主流。这必然导致价值与价值观的复杂和混乱，一些社会与个体发展的根本性的价值被悬置了，碎片化了，空心化了.社会的建设.连续与进步被畸形地理解和推进，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人类生命与文化共同体面临分化和解体，个体的物质与欲望被开发和放大，而精神与心灵的完善则弃之如救...如此的价值失衡特别是负面价值与伪价值的生成已经近乎场人文灾难。如果揆诸历史，民间常常守护着传统的价值，或者会提出新价值观，但在目前的中国民间，确缺少这样的力量与动因。这在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中就可以看出来，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宣泄式.怨对式甚至破坏式写作成为潮流。而事实上，嘉败与沉沦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批判.怨怼与绝望也不是我们全部的态度。我们还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方式，那就是探讨或肯定理想与价值。人与社会都是自觉的生活主体，他们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来设计和规约自己的生活，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所以，人们对生活的权衡，也必定从这意义和价值出发。也正因为此，我们当下生活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在现象与问题本身，而在于意义与价值出现了偏差。当人与社会在意义与价值这些根本性的基准出现偏差以后，个体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结构与动作模式，一直到人与社会形而下的技术层面都随之发生变化。所以，不少学者与社会管理者都在呼吁重建社会，不是说社会不存在了，而是说这个社会不是原先的社会，也不是理想的或好的社会。如前所述，我之所以强调民间写作的意义就是它的功能不仅在于文学，而且在于它们可以转换成社会建设的路径，但恰恰在这方面.目前不管是地方抑或是无名或隐名写作，都还不能说能够担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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